底层暴君朱元璋和他的专制史|读嘉

文/苏则 (原创)

这是 读嘉 的第 104 篇文章,

本篇9358字,大约阅读时间为22分钟


明太祖朱元璋(1328年-1398年),明朝开国皇帝,原名朱重八,生于濠州钟离县,出身贫农家庭。他在位三十一年间,杀戮功臣、打击富民、推出海禁、永废相位、设置直属皇权的情报机构(如锦衣卫),把中国古代王朝的专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

一 
朱元璋:“元朝之失天下,失太宽”


今天我们讨论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统治。而在此之前,我们首先要对蒙元——至少是元末——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状况有一些了解。因为众所周知,明朝是朱元璋在取代了蒙元在中原的统治之后建立起来的。


但要了解这个背景,又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原因是:明朝是汉族在中原建立的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古代专制帝国,它是被关外的满清取代的。而到了满清的末期,因为近代在西方兴起的民族主义的强大输入,十八省的知识分子们——其中以章太炎和孙中山最为重要——也开始按照西方那套民族主义的逻辑来建构汉族的民族主义。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重塑民族史观的历史。在这个背景下,满清和蒙元的统治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抹黑,而明朝与太平天国的统治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过度美化了。


影响及于今日,所以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史观是:蒙元是对待民众(特别是汉人)非常暴虐苛刻的异族政权,元末群雄之战,其实是汉人反对蒙古人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,而朱元璋则是把汉人从蒙古人暴政下成功解放出来,并且宽待他们的民族英雄。 

同盟会成立后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——萍浏醴起义中的一份檄文里写道:“昔在胡元将亡,中原豪杰四起,我大明太祖高皇帝(即朱元璋),扬三尺之剑,奋七尺之躯,以淮右布衣,赴义淮上。遂能扫荡胡虏,复我冠裳,洵所谓志继虞夏,功迈陶唐者也。”

但这些说法是有问题的,即使不是完全错误,至少也有相当比例的夸大其词。现在流传的“蒙元暴政”,最有名的一点是所谓的四等人制,也就是说,元朝社会非常黑暗,蒙古统治者在制度上把民众按种族分成四等,地位由高到低:第一等是蒙古人,第二等是色目人(“各色名目”之人,在这个说法里包括一切除蒙古、汉人、南人以外的西北民族,史实上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),第三等是北方汉人(“汉人”),第四等是南方汉人(“南人”)。这个“制度”当然非常糟糕,但从考据的角度讲,到目前为止,这找不出什么史料根据的。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张帆曾提到过金庸请教他有关元朝“四等人制”的事:“从前金庸先生来北大访问,我有幸见到他,他就问我这个问题,说‘四等人制’到底是哪年颁布的?怎么查也查不到。确实查不到,因为就没有颁布过。”实际上,这个“制度”传说正是在清末和民国时代,在一些民族主义史家的著述中风行起来的(最有名的是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)。

钱穆《国史大纲》明确提出了元代“四等人制”的说法,是这个制度传说的重要源头之一。(见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卷二十八《国史大纲(下)》)

那么蒙元的统治究竟是不是“暴虐苛刻”呢?我们还是要去找前后朝代的对比。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:元末明初的君臣们一般公认,元代是一个统治相对宽松的朝代。他们甚至认为,元朝是因为治理过于宽松,导致失去了天下。成书于洪武七年(1374)的官修《皇明宝训》(翻译成现代语言,就是“朱元璋太祖最高指示”)中,朱元璋召见元代旧臣,询问政事得失,他亲口评价:

我要了解一下你们元代的政策失误,作为我们统治的借鉴警戒。就像是驾驶马车,前面的马车既然已经翻了,后来的马车就不能跟着前一辆马车的车印子走嘛!我看元朝失去天下,是因为你们的法政太宽容了。古时候秦朝失去天下,是因为他们太暴虐了。所以后来汉朝兴起,用宽和的政策补正它,这是对的。但现在元朝失去天下,是因为太宽容了,那么我就要用严厉的法政补正它。政治措施,要用宽和和严厉互相补充的嘛!只要合适就好了嘛!

《皇明宝训》成书于洪武七年, 由翰林学士承旨詹同、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、翰林侍讲学士宋濂等人共同修纂完成。它是明洪武年间成书较早的官修史书,相对后世多经篡改的明代史料,较为真实,对于研究明初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我们再看一些时代相近人的评价。洪武十六年(1383),朱元璋重要的幕僚谋士刘基(也就是著名的刘伯温)死后八年,他儿子的朋友黄纪善给他写了一篇“行状”(个人履历),其中提到,刘基在朱元璋手下的时候,曾经进言:“自宋代和元代以来,法度宽纵很久了。现在要让政治法度整齐严肃,然后才可以施行仁政。”在法律方面,明代文臣自己编的《元史·刑法志》里,则明确说明:“元代的刑法,优点是仁厚,而其缺点,则是迟缓而缺乏节制。”


由此可见,元代统治相对宽仁,乃是当时的共识。反过来说,明代出于“元失天下以宽”的认知,采用比元代更为严厉苛刻的统治,也是当时的共识。虽然在清朝编定,但是受明代遗民影响很大的《明史》,虽说对于明代和朱元璋的统治,颇有回护溢美之词,但在朱元璋的《本纪》总结中,仍然不得不实事求是地说:朱元璋有感于元代法政废弛,崇尚严酷的统治。(“惩元政废弛,治尚严峻”)


既然元代的法政宽松仁厚,为什么还会造成元末群雄并起的局面呢?一方面,这是由于蒙古贵族退化衰落,腐败和内斗削弱了他们直接统治的能力;另一方面,又正是由于元代的统治相对宽松,使得当时社会上的地方力量、豪强力量充沛强大。所以到元代末年,遇上几次自然灾变和官僚集团的着力压制压榨之后,地方力量推动自治的趋势随之产生。

元末群雄割据形势图

这里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事实,有助于我们厘清元末格局:第一,当时起兵的元末群雄,绝大多数不是典型的农民或者游民出身。北方最强的王保保,本身就是蒙古贵族(蒙古名扩廓帖木儿,即《倚天屠龙记》中赵敏哥哥的原型);其余如李思齐、张良弼,都是旨在剿匪的地方地主势力。再如较早起兵,一般被归类于“农民起义领袖”的浙东方国珍,以及东吴张士诚,其实原是私盐贩子,贩卖私盐需要地方关系和武力组织——过去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君钱镠,也是盐贩出身——所以他们在当地时,更多采取和地方合作的方式、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,谋求本土阶级和解,而不像是李自成、张献忠那样,发动游民,劫掠富户,搞典型的流寇战争(见《游民暴动》篇)。所以形成对比的是,李自成一旦失败,地方小地主欲杀之而后快,而即使张士诚走向失败,江浙的富户和民众们也会一如既往支持他,这就是在东南地区流传一时的“死不怨泰州张”(跟着他死而无怨)。

张士诚(1321年-1367年),原名张九四,泰州白驹场(今江苏大丰)人,他统治东吴十余年,保境安民,轻徭薄赋,为民众所怀念。他死之后,江南各地哀而祀之,称之为“张王”、“张元帅”,至今流传。

第二,起兵的群雄和蒙元朝廷,事实上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,而不是后来那些民族主义史家想象的那样,搞你死我活的民族斗争。北方诸强本属蒙元旗下,而南方如方国珍固然曾经起兵反元,但后来仍然接受元朝官职,以“江浙行省左丞相、衢国公”,假节钺守浙东——就像东汉末年的地方诸侯那样。他甚至与蒙元一道联合征讨张士诚,使张士诚最终降元,封为太尉——而蒙古人也确实没有对张士诚或方国珍赶尽杀绝。


另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,就发生在朱元璋本人身上。《明史》记载,至正十四年(1354年),元军在高邮击败张士诚后,大举攻击朱元璋的军事要地滁州。朱元璋怎么摆平这件事的呢?他归还了先前抢夺的蒙元马匹,派遣地方父老带着牛和酒向元军道歉:“我守着城池不让你们进来,是为了防备其他的盗贼流寇啊。我们其实是大大的良民,你们为什么要放下真正的大盗贼不去剿灭,偏偏要来杀戮良民呢?”——说来有趣,元兵居然就这样离开了


所以在元末时,蒙古朝廷对于地方势力,类似他们一贯的法度,其实是比较宽容的:只要你能在名义上认可朝廷权威,然后担负一下守土安民、剿除流寇的职责,最好能再像方国珍那样,提供一些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,蒙古人就允许你的存在。如果这个格局得以持续,那么可以想象,这会形成类似日本战国或者欧洲列国那样的格局。当然历史不容假设,最后是朱元璋再度完成了对十八省的统一。


  二  
      “猛政”时代的到来        


我们前面先辨析了一下元末的情况,这是非常必要的。因为我们只有搞清楚了元末的情况,才能清晰解释朱元璋立法、建制、行政的特点和动机所在。前面说过,在朱元璋和他的臣子们看来,元朝之所以会崩溃,就是因为蒙古人太老实了、太仁厚了,以至于手下的大将——例如王保保和李思齐他们——不听管束,而地方上的势力——例如方国珍和张士诚他们——能够崛起。用朱元璋本人的话来说,就是:“元朝的统治者不够强硬,导致威福自皇权下落入地方,最终导致大乱,现在我们要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”(“元氏暗弱,威福下移,驯至于乱,今宜鉴之”)。所以说,我这伟大的朱元璋一上台,就要全盘改变这种情况,使得我皇家的威权,永不下移,我朱家的江山,永不动摇。

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朱元璋的一切政治主张与实践,实际基本就是蒙元的反面。蒙古政治不是仁厚吗?我就要苛刻行政;蒙古法制不是宽松吗?我就搞严刑峻法。蒙古皇帝不是喜欢放权给他们的军事贵族和重臣吗?王保保后来尾大不掉,不听从中央调遣,搞得末代皇帝元顺帝都没什么存在感了。我朱元璋就要防备这种事情,及时杀戮功臣要员。宰相胡惟庸,“专权”、“谋反”,该杀(1380年);蓝玉破北元于大漠,有军权与将才,该杀(1393年)。而宰相胡惟庸之死,又导致御史大夫陈宁、御史中丞涂节等众多要员牵连被杀。


胡惟庸死十年之后(1390年),朱元璋还不放过,他追问胡案,又牵连到开国功臣李善长,将七十七岁的李善长、连同其妻女弟侄七十余人一并处死。处死的理由是他没有及时告发胡惟庸谋逆的事情。而同时被处死的,还有吉安侯陆仲亨、延安侯唐胜宗、平凉侯费聚、南雄侯赵庸、荥阳侯郑遇春、宜春侯黄彬、河南侯陆聚等,受株连者达三万人。至于蓝玉案中,遭到族诛者,即有一万五千之众。所有这些大案,都用一顶“谋反不轨”、“通敌叛国”之类的大帽子扣上来,但说到证据,则暧昧薄弱、自相矛盾之极,基本可以断定为冤案


自胡、蓝两案之后,明代的开国元勋就基本都死完了(“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”)。清代史家赵翼指出: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,固然残忍,但他一定要除去不可的,也就是韩信和彭越罢了……唯独到了明太祖朱元璋,他仗着各个功臣的帮助取得天下,而到天下已定之后,就把这些帮助他取得天下的人物都抓起来杀了,他的残忍,实在是“千古所未有” 

朱元璋随意大肆杀戮功臣,是为了防止类似元代皇权旁落的发生,这自然完全是出于私心,和什么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都牵扯不上任何关系。而在另一方面,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,元代末年之所以形成群雄并起的情况,还有一个要素是:在元代宽松统治下,地方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地主豪民势力,例如江苏、浙江富户支持的张士诚、方国珍地方自治政权——张士诚尤其硬气,在地方士绅支持下,和朱元璋军对抗到最后一刻,终于不屈而死。而朱元璋一旦上位之后,就要反蒙元之道而行之,彻底摧毁这些地方政权的根本和基础。


张士诚、方国珍的力量源泉,其实在于东南地区民众相对充裕的经济水平。正所谓“足食”才能“足兵”。欧洲历史上的许多独立市和城市商业联盟,便以贸易与经济的发达始,以建设自卫武装、互相保障安全终。而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恃两点:第一,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因此较高的农业生产率;第二,在东南沿海蓬勃展开的海外贸易,为苏浙民众提供商业利润和军事装备。


朱元璋击破方国珍、毁灭张士诚,双方损伤均为甚重,也因此与东南人结下深仇。朱元璋深知他们的经济力量和发展潜力,因此,他要毁掉东南民众的经济基础。首先,朱元璋用极为苛刻的财政和农业政策,压榨三吴两浙民众。自宋代以来,大政府垄断大片土地的制度对东南民众就已经极为苛刻了。而到朱元璋征服东南之后,更是把张士诚政权的官有土地和东南富民的土地一并括去,收归朱明王朝所有;即使是没有被收归国有的民有土地,也要按照国有土地比民田高出六成的税率交税。——不但如此,朱明觊觎浙西地区土地膏腴,因此再加赋税,每“亩加二倍”,浙西部分地区,税率竟比普通地区高数十倍(《明史》提及,浙西“亩税有二三石者”,朱元璋定下的田赋,一般为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,民田三升三合五勺,一石合十斗,一斗合十升)。其结果是:朱明王朝在田地仅占全国1.76%,户口仅占6.96%的苏松二府,征收的米麦就达到了全国的13.69%

《明史·食货志》:苏州、松江(今上海)、嘉兴、湖州四地民众为张士诚守城,朱元璋对此非常愤怒,因此籍没了当地豪族和富民的田地作为官田。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也在诏书中承认,“江、浙赋独重”,是为了惩戒当时顽抗的民众。

如果说对东南地区的高赋税还可以被牵强地美化为“调剂地域贫富差异”,是“利国利民”的“伟大政策”。那么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的政策,就是彻彻底底的损人不利己。众所周知,“明祖(朱元璋)定制,片板不许下海”(《明史·朱纨传》)。而在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,每隔一到三年,就要申谕海禁。而当时海禁之严酷,达到“凡将马、牛、军需、铁货、铜钱、缎疋、细绢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,杖一百……物货船车并入官。……若将人口、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。因而走泄事情者斩”的程度(《大明律附例》卷十五)。就连民间使用洋货,也受到禁止,违者因此获罪(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百三十一)。


或有人说,这是因为当时方国珍、张士诚余党尚在,倭寇横行,所以皇帝陛下出于体恤民情,特意下令禁止海上贸易,以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。其实这个借口极其可笑,因为朱元璋不但禁止了海上贸易,甚至还禁止渔民下海捕鱼。洪武十七年(1384年),“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、福建沿海城池, 禁民入海捕渔”。(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百五十九)这在根本上就已经直接断绝了渔民的生计依靠和财产来源,这还用得着倭寇来抢吗?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担心别人食物中毒,就让他们不吃饭的“好心人”吗?其实也用不着这些文人洗地,朱元璋本人就坦坦荡荡说得很清楚了:“朕以海道可通外邦, 故尝禁其往来。”(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七十)很清楚,他不是顾虑沿海人民的安危福利,只是担心“外来势力”动摇了他的统治而已。相比元代较为自由繁荣的海洋贸易(当时泉州堪称世界第一流的国际大港),这无疑是巨大的退步。

明朝所谓倭寇,其实主要以沿海的南方汉人为主体,《明史日本传》有云:“大抵真倭十之三,从倭者十之七”。因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的海禁政策,沿海地区之民众不得从事海上经商,故而大部分的晚期倭寇都是些走私行商不成,最后被朝廷逼成倭寇的南方汉族商人。

打压阉割东南,终将累及全局。东南自古富庶,为内地移民谋生之所,在朱明治下,江浙民众居然大批逃亡。历来中国史学家为证明东方不输西方的先进性,拼命想要证明明清时代资本主义的萌芽。他们所寄希望的,不过是东南一角而已。但按当时苏州一府的田税看,民田不及官田的十七分之一,对外私人贸易又遭断绝,民间力量如此弱小,东南即使有鱼米山海之利,又有什么机会和欧洲、日本竞争呢?


  三  
    底层流氓的心态和统治     


那么我们回顾朱元璋杀戮功臣、压制地方的种种历史,可以看到他的模式和动机是完全一致的: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统治,提前打压相对较强、较有潜力的社会团体,而这种打压又非常彻底,往往是用斩草除根的做法。这是一种非常阴险懦弱,甚至可以说是下三滥的做法,体面勇敢、堂堂正正的人是不会用这种方式的。我们打个比方来说,比如侠客或者骑士单挑,这自然是胜败无常、生死有命,但要是你把对方还没长大的孩子也给杀了,这就是非常低劣、不体面的手段了。朱元璋的政治手腕(杀戮功臣和压制地方)只不过是杀戮孩童的智慧而已,并不见得有多么聪明。当年蒙古人在滁州城下围攻他的时候,难道就不能把他朱元璋赶尽杀绝吗?蒙古人只是不屑去做这样的事情而已。


但朱元璋就是干得出这种别人干不出的事情,这就是底层起来的流氓的特征。朱元璋早年的经历,在正史中被美化、神化甚多。但从明代《皇陵碑》(归则无家,出则无学,乃勉而游食四方……崎岖二载)、《龙兴寺碑》等史料看来,他早年无家无学、寄居寺庙、游食四方,以乞讨为生,则是确凿的事实。这种残酷的环境容易使人粗鄙、野蛮、仇视社会,却很难培养出健全的道德观念。因此朱元璋后来参与和领导的淮右红巾军,在元末群雄中,就以吃人著称,而且又特别喜欢吃儿童和妇女——同情和保护弱者的往往是强者,而弱者常常对同类更为残酷。


赵翼也注意到,朱元璋的很多行为模式,和他的出身是有关系的。赵翼说:朱元璋是底层布衣起事,和汉高祖刘邦类似,所以朱元璋手下的人,特别喜欢用刘邦的事例来游说朱元璋,而朱元璋心里也一直把刘邦看做是一个偶像,想要去效仿他的行为模式。这个分析是非常精当准确的。当然刘邦的出身其实还比朱元璋好一些,说起来也是基层官吏(亭长),但比起军事贵族项羽,他就不能不相形见绌,显出一幅不太要脸的流氓样子:项羽“死亦为鬼雄”,乌江自刎,但对于刘邦来说,投降、抛弃妻子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。

刚起兵时,朱元璋就以汉高祖自命,并询问李善长平定天下的策略,李善长说:“汉高祖出生底层平民,豁达大度,知人善任,五年成就帝业,您出身的濠州离刘邦出身的沛县不远,学汉高祖那一套就能平定天下了。”朱元璋非常高兴,后来又把李善长比作萧何——当然,他最后杀了这位萧何的全家(《明史·李善长传》、《孔克仁传》)。

朱元璋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类似刘邦,但因为他出身更差、自卑感更强,因此底线也比刘邦更低。他杀戮功臣,类似刘邦,就是自卑心理作祟,放心不下可能比他更强、更有才和有德的人,但他杀戮防备功臣,就要比刘邦更加过分。刘邦虽然猜忌,但对不影响自己权位的谋臣和文僚们,还算是客气的。而朱元璋猜忌,就连自己的“萧何”李善长,还有胡惟庸都杀了全族。朱元璋打压东南富豪,也仿照了刘邦迁徙齐国、楚国大族到关中的典故,而一如既往的是:朱元璋比刘邦做得更加过分,他以重税和海禁的自阉式政策,直接阻碍了东南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。


自卑感不但让朱元璋仇功臣、仇富豪,也使他仇文人、仇文字。朱元璋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,因此他对文人极其苛刻,非常担心他们在舞文弄墨之余,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暗藏讥讽。因此在正史和野史中,朱元璋都以兴起文字狱著称。明初臣子们因文字触犯他的忌讳而死者甚多。根据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引用的《朝野异闻录》,被朱元璋忌讳并因此杀过人的字,有发音近“贼”(红巾军出身)的“则”,发音近“僧”(出家乞食)的“生”,字形拆开为“歹朱”的“殊”,甚至还避讳“光”(和尚光头)。总之,只要略微触碰到他的早年心理阴影,自卑感就会驱使朱元璋成为一个杀人狂魔。

(阿Q)讳说"癞"以及一切近于"赖"的音,后来推而广之,"光"也讳,"亮"也讳,再后来,连"灯""烛"都讳了。一犯讳,不问有心与无心,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,估量了对手,口讷的他便骂,气力小的他便打——阿Q这一部分的原型就是野史中的朱元璋。

这些野史也许未必全然可信。但朱元璋对文人和文字的自卑、畏惧和怨恨绝对真实。自古以来,再大的暴君也不过是封杀文人反对的声音,而朱元璋连沉默的权利都不给他们。他首创了“文人不为君用罪”,昭告天下:全国的文人,凡不为他所用,不合作不唱赞歌的,就是砍了他们的头、抄了他们的家也不为过


朱元璋比刘邦的破坏更大,就是因为前者把这种自卑心理驱动的集权私欲给永久制度化了。在朱明之前,相权是阻遏君权专制的最后一个缓冲装置。但朱元璋灭族胡惟庸后,就永远废除了宰相的职位,由君主直接管理下属机构。在他意图“垂范后世”的《皇明祖训》中,朱元璋写道:“今我朝罢丞相,设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门,分理天下庶务,彼此颉颃,不敢相压,事皆朝廷(即皇帝)总之,所以稳当。以后子孙做皇帝时,并不许立丞相。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,文武群臣即时劾奏,将犯人凌迟,全家处死。”朱元璋的文辞和他的动机一样鄙陋,充分展现了他阴暗猥琐的内心。


为了防备文臣武将,朱元璋把特务政治也引入帝国制度中,从此流毒无穷。“锦衣卫”的前身,是金朝和元朝的拱卫直使司或拱卫司,但都属于礼部,非天子直属。而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(1382年)则直接改锦衣卫为十二亲军卫之一,使之从此成为皇帝侦查监视抓捕臣民的私兵,而东亚大陆也从此陷入恐怖政治之中。除此之外,朱元璋更一反宋元相对宽松的刑法,以廷杖当众惩罚大臣,以挑筋去指、去膝断手、阉割凌迟甚至剥皮实草恐吓和虐待臣民


这些酷刑不是堂堂正正的体面人能搞出来的政治手段,非长期仇恨社会、心理变态的人士不能为。不但如此,此例一开,上行下效,后患无穷。有一些史料显示,明末的游民暴乱领袖,以杀人著称的张献忠,就是直接效仿洪武大帝朱元璋的好榜样,把剥皮这一刑罚“发扬光大”,杀戮文人官员。在这一点上,张献忠和朱元璋这两个同阶级出身的底层游民,可以说是显示了同样的阴暗心灵和道德水平。

朱元璋大概也只有在他过去的同类——那些游民和贫民们面前,才可以如鱼得水,找到自己渴望的安全感和尊严。对于这些人,朱元璋还算是比较宽容,甚至会时时表露出对他来说极为难得的温情。这也许可以说是朱元璋唯一的“优点”了。众多史料都记录了朱元璋称帝后大力接济底层的事迹。但是,朱元璋的政治智慧仅限于把上流阶级抑制成底层贫民,要把底层贫民带动为上流阶级,对他来说还是过于困难了。朱元璋帮助底层的措施,归根结底,不过是努力剥削富民的财富,然后直接给贫民、游民发钱,或者让官府供养他们而已。但是,真正可以让底层民众在精神和物质上长久富足的,是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提高。而在这一方面,朱元璋一般只能起负作用。


《明史》记载,朱元璋设置了“养济院”,用于收纳孤苦无告的贫民,每月由官方提供粮食,又设立“漏泽园”安葬死去的贫民。由于他是底层出身,认为元末豪强过于强势,因此立法往往“右贫抑富”——站在穷人一边,压制富人。自朱元璋开始,明代皇帝们前仆后继,把东南富户迁移到京城附近,汲取他们的财富,等到一批榨干了,就再换另一批:天下没有白给的午餐,朱元璋用来讨好贫民的钱粮,就是这么来的。


悠悠天道,以一种极为诡异的方式报复了朱元璋和他的子孙。真正毁灭了明朝的不是东南富民,正是朱明王朝特意花钱供养的贫民和游民们。朱明政府在关中设置了过多不必要的驿卒岗位,用来吸收当地游民。而以当时关中的农业生产水平,根本供养不了这么多人。朱明王朝刻意削弱东南,转移支付到关中。结果就是:关中的生产力和社会承载能力并没有有效提高,一旦发生自然灾变,自东南富户那里汲取的血液不再能够喂饱关中贫民,后者就会反噬自己的接济者,毁灭朱明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要粉墨登场(见《游民暴乱》篇)。而到最后时刻,南明王朝的真正依靠,竟然成了他们过去一意打压的东南士绅和海盗背景的郑成功集团。


  四  
朱元璋绑架了“汉族”和“中国”


那么,以上就是章太炎和孙中山念兹在兹、吹捧赞颂的民族英雄朱元璋大帝。他是流氓皇帝刘邦的模仿者、底层游寇的张献忠的先声——而他本人的一生,可以说是集自私、猥琐、懦弱、狠毒、愚蠢和无情无义之大成。他对中国造成的伤害,要远远超过他所做出的贡献,然而,二十世纪初西方民族主义的输入,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饥不择食,竟然把朱元璋包装成了圣主明君的典型。同时代被包装美化的,还有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,甚至还有焚书坑儒的秦始皇。

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期,在南京隆重祭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,又率领“国务卿士、文武将吏”拜谒明孝陵,祭祀明太祖,发表了两个文告:《祭明太祖文》、《谒明太祖陵文》。

按照这些知识分子的理解,朱元璋是引导民族解放的先行者,而元末战争则是汉族反对蒙古暴政的民族战争——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。如前所述,朱元璋对待中国人,要比蒙古人对待中国人暴虐得多。朱元璋虽然也曾利用华夷之辨的宣传在民间为自己造势,但这只是机会主义的做法而已。当时社会的君臣关系要比民族关系更重要,因此元代汉臣不愿意出仕明朝是普遍现象。朱元璋本人和蒙元及其旗下诸部多有联系,而出于继承帝制的目的,朱元璋对蒙元始终是敬畏尊重的,他甚至告诫自己的臣子们,他们都承蒙元朝皇帝的养育,因此不可以对他们不敬


那么当年章太炎他们为了搞民族主义,不顾历史事实地吹捧朱元璋、洪秀全、秦始皇这种人物,留下了一个极为糟糕的恶果。那就是,章太炎他们苦心经营的“汉族”和“中国”这些概念,就被这批暴君的鬼魂给绑架了。以章太炎之聪明和博学,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给秦始皇和朱元璋的统治洗地,就因为他们做过华夏的皇帝。章太炎说,这几个人虽然毁灭了中国的贵族传统,但毕竟造成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局面,比起欧洲和日本社会贵族压制平民的现状,还是要高出一筹的。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,秦始皇和朱元璋搞出来的平等,是大家都被打击成底层的贫民游民,大家一起堕落——这比起欧洲日本还有一些贵族遗存,而平民又被带动向上向前,要糟糕得太多了。

东南 元代 地方 朱元璋 民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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